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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璀璨夺目的香港似乎就此留在十几年前。

@NumberW

表弟初中时随舅妈工作的关系,移居到了香港。
在离深圳较近的沙田区分到了公屋。

那时和别人说起有香港的亲戚都觉洋气。

08年的暑假,我第一次去香港。算是未成年时的一次旅行。

他们叮嘱我记得电梯左行右站、礼让行人,公共场合和车厢内不能饮食,地铁线路不看清会迷路。

眼花缭乱的霓虹灯牌,繁华闹市间的市井气息。
TVB剧集和王家卫电影里的香港果然诚不我欺。

当时我也感受到了一个城市发条般的有序和热忱。

地铁出入不小心碰到行人,他会露出抱歉表情主动讲‘sorry’。

那时还没导航,转地铁线出站时果然迷路了。
问了一个二十出头的白领,他想了想,说
“我也顺路,带你们去吧”。

然后带着我们走了五六分钟的路,才到了另一个站的出口。
(没记错是从尖东站走去尖沙咀站的长隧道)

找了个冰室吃午饭,过了饭点人不多,我惊诧一个饭要50多港币。老板模样的大叔走来问我们哪里来的呀。我说广州。

老板笑呵呵地说,“省城嘛,以后介绍多点‘同学仔’光顾我生意哦。”

晚上时我们去了海港城,旺角,一座座门庭若市的名牌店罗列在街上灯光如昼。

当时中学的小女友给我介绍说:这是最时髦的“H&M” 和“ZARA”。

那时不懂Hermes、CHANEL、LV、GUCCI、PRADA,FENDI……但看着物欲横流的港城已感觉足够奢侈繁华。

那一年,港人都对中国的崛起有着自豪感,茶余饭后也聊着国内外的各种八卦。

那一年,40平方的房子200万也能有成交。人们竭力学着蹩脚的普通话和国人打成一片,想象着更加好的未来。

那一年,大热的《喜帖街》正唱遍横街窄巷。

“温馨的光境不过借出,到期拿回吗。”

谁料如歌里唱的,香港和內地最亲密关系的时刻,像是有了期限。

第二次去香港是13年的大学假期。

当时水客现象已经盛行。部分内地旅客的不文明行为被不停放大。
香港的报摊上随处可见‘中港仇怨’的报道 ,“蝗虫论”尘嚣日上。

那次我拍了一组《你好,陌生人》的照片,在街上找了中学生、工人、的士司机、市场档主、服装店长,金融白领等十来个路人,在与他们行业相关的背景一起拍照。

在我看来,那时的港人仍很乐意和我们交流,年轻的都留了邮箱说要把照片发来留念。

真说点什么变化的,也许打扮比较特别,逛街时遇到店员以为我们是日韩的。
会笑着先用英文招呼我们。诗苑普通话一说,店员马上冷言冷语。

之后只要来香港,诗苑有要交流的都让我去用粤语说。

晚上去表弟家,凌晨时巴士站绕着路口排了整整两圈队。全是刚下班回家的人。

表弟和我说,许多人为了省钱就和爸妈住,宁愿每天来回都近一小时的路程。
他也是一家四口挤在一个40平方不到的家里,还需请菲佣照顾读小学的妹妹。

面对高昂的租金,遥遥无期的公屋,几十万港人住进了劏房。

劏,在粤语中意为“剖开”。劏房的意思,就是将房屋割成多个隔断间。

之前有新闻就报道过,香港一间位置较好的150平米三居房,被劏成了18间带厕所的房间。
每间租金约为8000港币。

月薪一万五港币的年轻人,光是生活就让他们捉襟见肘。
一个人住偏僻点的,月租四千。
想住离公司近的地方,八平方的房间月租就要六七千。

水电网生活用品费用两千五。交通费(“全球最赚钱的地铁”和偶尔打车)两千多。吃饭一顿成本50起,月均三四千。

月尾剩一千不到。
以上是建立在你不烟不酒不恋爱,不护肤美妆,不添置衣物家居,谢绝一切娱乐活动的前提上。

也因此落下了港男港女斤斤计较,自私怕事的印象。

我想起白天拍过照的货车司机。
一个60岁多的老人了,每天还开着货车横跨港岛,搬货卸货,晚上还要去茶楼兼职服务生。

没等到房,没钱买房,就这样一个人租了大半辈子的单间。

“一世人,打份工。” 他自嘲着说。

这不过是香港万千个底层工人的一个缩影。

工资十年没变,40平方的房子暴涨到六七百万。
老人认命,年轻人要宣泄,想抗命。

15年再去香港,是香港PR带我们参加一个活动。

活动完,PR好奇问起,你们是不是很多人用支付宝。
我说是啊,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直接付款了。
她一副恍然大悟,“是内地假币太多了吧?”
接着又问,“淘宝卖那么便宜,大部分是假货吧?”

吃饭的时候,她又小心翼翼地问,
“你们是不是吃狗肉的?”
我说没有。
她又问, “那流浪狗是不是都要送去市场宰了卖?好残忍的。”

“你们是不是除了北上广深,其他城市都很不发达?”
“不,国内还有15个一线城市。北上广深是世界超一线城市。”

认识的第一个香港本地人朋友,简直是要把我们当成了《十万个为什么全书》。

后来问起表弟,他说他还被问过北京是不是很多人被雾霭毒死,是不是在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有人割肾,是不是晚上会有很多抢劫小偷治安很差……

很多香港人都没去过深圳一次,更别说国内其他城市。
他们只从毒苹果等港媒添油加醋的报道里了解内地。
国内人民不是在被迫害就是在去往迫害的途中。

他们只留意港闻。
在他们看国际新闻的时候,主流媒体就已经先挑了想给他们看到的外国资讯了。

剩下,就是媒体刻意渲染内地人抢夺本土资源、旅客如何霸道,与港民发生的各种冲突,一如以往喜闻乐见的娱乐八卦。

大部分香港人从对国内诸多事物的误解、抗拒,逐渐进入到了仇视、对抗的程度。

他们根本不会去看,中国的发展有多快。

国内做社会学,统计学的朋友们崩溃是常态:
“通常论文刚刚写好,结果别人告诉我数据已经变了。”
“做报告的时候,查数据记得最好用去年的,不,最好用上个季度。还是上个月的最好。因为实在是tm太快了。”

我们的一个好朋友,妈妈二十年前从小城镇出来,在广州骑着三轮车每家每户吆喝买卖。
2018年,我朋友已经是上过《福布斯青年榜》的富一代。

还有数不清的千万个实例,这都是一代代普通中国人披荆斩棘创造出来的奇迹。

而普通年轻港人似乎只会守着手里的三寸地,怨天 怨地 怨李家。

之后我们零散地去了几次香港。
有印象的是2016年的9月,找了港大读研的朋友聚会。

晚上跟朋友喝酒聊起了香港现况。

她给我们普及,香港所有大学都是按8:1:1的比例录取(本地:大陆:国际)
内地生源竞争激烈,一年学费需二十万元,读书用功。
香港生源同时竞争激烈,学费一年8万左右(政府报销大半)

近年显示8大学府的毕业生工资平均是一万八港币,与十年前几乎没增长。
朋友说其实优秀的本地学生工作后的薪金水平很高,只是有很大基数的大学生拖数据的后腿。

每年的荣誉毕业生几乎都出自内地,科研中的博士博后内地生占一大半。
学术水平吊打本地人。

自从矛盾形成,香港大学生说罢课就罢课,不罢课就翘课。

个别学生不满内地学生学习成绩好还有钱,能力又强。会以此妨碍他们的正常学习,在校内折腾‘民主’和‘自由’,制造政见对立。

其实很多年轻人本身是政治冷感,煽动多了,觉得好玩、热血,参与进去的不在少数。
并自称“很有使命感”。

好些学府老师教授都是黄阵的,所以对他们也不会有太多为难。学校搞得乌烟瘴气,就接着去游行。

有学生过激示威被抓了进去,出来就开始骂警察没人权。

大学尚且如此,更不用说读副学士(大专)和高中毕业出来的年轻人了。
他们在社会上浮浮沉沉,未来或许就是转工失业再转工,或宅在家中沉迷网游,打散工熬公屋。

“这一群人,政治不了解、身边事不了解、国家事不了解。读书只不过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期待。他们对未来没什么期望,又对现状感到‘忿气’。责任心不足、目光短浅,我想这是无可避免的。”

19年5月,是我最后一次去香港的时间。

晚上九点多去了金鱼街,打算买两条金鱼做拍摄素材。
行人三三两两不算多,我们刚走到一家水族店的门口,二十来岁的店家一看我们,马上快步走来堵住店门要拉闸。
“关门了,不准拍摄。”

金鱼街在旅游攻略上走红过,脸贴着水族箱拍照,很有王家卫电影的感觉。
也许是一眼看到我拿着器材,他就理所当然地把我们看成是游客,条件反射的要逐客。

我说买几条金鱼就走,店主一直翻白眼,嘴里嘟嘟囔囔地发出嫌弃语气。

那时我终于感受到了香港与内地剑拔弩张的关系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,内地游客来香港会处处心惊胆战。

深怕自己会在哪里“做错”什么,而得罪身边的香港人发脾气,受人白眼。

也怕自己没注意到什么细节规则,会遭到“啧,怎么连这都不懂”的轻蔑鄙夷。

其实我早就学会了充值八达通,不说粤语的“充钱”,而要说香港人常说的“增值”。

在餐饮店买饭,不说“打包”,而是说“拧走”。

问人借移动充,不说“充电宝”,而是说“尿袋”。

买柠茶、奶茶,不说给我一支“吸管”,而说“饮管”。

对话聊天期间随意自然加入“撚”字搭配。

我学会了谨慎装作香港人不被识穿的技巧,却不想再身临于此。

从三年前起,香港这个地方,大概也就转机的时候会来了。

这几天有跟表弟聊起香港的事。

表弟年初刚结婚生了女儿,换了新车,新房子在装修。
他不参加任何游行活动,想安稳过日子,是沉默中的大多数。

他主张这是长期累积的中港矛盾。

虽然国内条件和文化素质都好很多,但港人普通认为是不文明的内地旅客把民生弄得一团糟。

香港为了迎合旅客生意,药店药妆店名牌店不停开,没人问过这奢侈品集中,商铺雷同的一条条街道是不是街坊想要的。

本土老字号被挤压得难以生存,出名的九记牛腩,店铺房东要价一亿。因而服务行业的人会对内地人容忍度很低,从排队插队到点餐犹豫不决都能激发他们情绪。

“从我口中讲,你很难体验到问题所在,当你在这里生活过,从生活各方面感受才会明白。知道问题有多严重。”

他说他的年轻一辈同事都很深黄。而他是偏蓝的,撑警的。
他不认为那些参与活动的年轻人们,有足够的成熟思维去认识这场暴动的诉求和之后带来的种种问题。

他们只是在适合反叛的年纪里选择了反叛。

但言语之间能听出来,他对香港的自由民主有优越感。也质疑国内种种问题,觉得内地不够透明开放。
他说我们这边接受的资讯太片面,而他发过给我看的,又何尝不是经过网络和媒体筛选。

从内地走出到香港的他,体验过两地的文化,思维观念也悄然发生着改变。

我想过驳斥他的观点。
但忽然又想起曾在香港当过记者的朋友Mingo,她写过一段话:

“不同的观点之所以存在,并扎根对方的意识,必定也是反映了他们的教育背景、价值认同和喜好偏向。
我们需要探求的,需要追问的,不是他们应不应该这样想,这样想这样做对不对,而是他们现在的客观处境是什么?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观点和做法?背后的需求是什么?

当一艘世世代代在上面生活了一百五十年的熟悉的船,被迫要靠岸的时候,大家心里更多是对陆地的恐惧和抗拒——我们在海上很自由很好,虽然挤了一些,但是我们可以生活,也满意自己的生活,请不要上来更多的人,也不要逼我们去不熟悉的陆地。

我想是因为香港年轻人有局限性——在焦虑的状况下已经不能够去听不一样的说法和想法,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。”

但我觉得,许多香港年轻人是有时间,没空间的。

他们把时间花在了抱怨,愤怒,破坏,示威上。

说到底,就连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想过怎么样的未来。

哦,对了。表弟提到,香港一年四季不管多热多冷,各种商场商业办公楼都必须开着22-25度的空调,这是香港政府有规定的。

无怪乎示威静坐时的年轻人会喊着“开冷气”的口号。

当年读小学的表妹现在已经中四(高二)。
她是成绩始终保持校内前几的学霸。
问她以后想做什么,她斩钉截铁:律师。

原因无他:赚钱。

知乎上有人说,“在香港好不容易进入大学,选错专业就是悲剧,好朋友在港中文读新闻,毕业四年了,人工依旧两万多,她说想去卖保险。”

香港的产业环境高度成熟,但结构很单一。行业已经缺乏一定的想象力。
而家境好或自身能力很强的,早早就选择入学国外名校,留学工作,巩固在精英阶层。

剩下本土读书、就业的年轻人考虑的都是商科、法律、医学,那依旧是万人挤破头想进入的行业。

我们如火如荼的互联网产业大潮,香港年轻人基本都缺席了。

港府不是没有想过解决民生和经济问题。
董特首提过花卉港、药材港、数码港的计划,要升级产业结构,最后是在资本裹挟民众的反对下失败了。
提出每年兴建8.5万套公屋的“八万五计划”,不也是被有房的香港市民们迈着步子、举着小旗,恶言恶语地轰下了台吗。

2019年,深圳GDP全面超过了香港。

深究起来,香港最大的衰落不是经济的衰退,僵化的社会结构,也不是精英阶层往外流,而是整个城市似乎失去了一种向上流动的可能。

八月,在港人此起彼伏的示威呐喊声中,香港曾经最引以为豪的开放,正缓缓把门关上。

那个璀璨夺目的香港似乎就此留在十几年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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